高考录取之外,寒门子弟如何改变命运?

高考录取之外,寒门子弟如何改变命运?

时间:2020-03-20 09:24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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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

发布时间:19-07-30 11:06 新京报社官方帐号

高考,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?对于寒门子弟来说,高考之后也许需要面临更多的选择和考验。

在那边,是继续读书,还是就此分流走上和父母辈一样的打工之路,中考比高考更能影响一个孩子的出路。

在那边,高考失败,并没填报那些“名牌”大学的志愿却突然收到“录取通知书”,就此选择走进形形色色的助学机构,开启另类虚幻的大学生活。

在那边,当年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,并不会去读高中,然后参加高考上大学,那只是次等生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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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:50

拍摄 Camel

后期 桂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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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 以下为视频注解 ————

命者,人所禀受;运者,穷通变化。

一个人一出生,就不得不接受彼时彼地的家庭出身、制度安排和历史事件,这些“命”是无法改变的常量,并将影响往后余生的变量——“运”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,这些构成“命”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的资源和机遇。而除此外,它们也在影响一个人在岔路口作何选择。

教育纪录片《遥望南方的童年》(2007)海报局部。

中考、分流与“教育产业共谋”

2017年,一句“中国贫困农村63%孩子没上过高中”的估算引起热议。作者是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美国学者罗斯高。他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统计调查。

同年,教育经济学家袁连生等人在《教育经济评论》第3期发表《2000—2014年我国中小学毛入学率的估算》,估算在2014年,城乡高中毛入学率是69.7%,约30%的高中学龄人口辍学或没有入学,而在这其中农村比例更高。

《转轨时期的教育财政》,作者:袁连生,版本: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5月

我们在视频里说:

“在那些远离城市、当地也不具备特殊资源而人们靠打工生活的农村,中考比高考的影响更大,它决定一个孩子是继续读书考大学,还是就此分流或学一门技术,走上和父母辈一样的外出打工之路。”

那么,是不是就意味着否定职业技术教育,而一定要上大学?当然不是。

《吾国教育病理》,作者:郑也夫 ,出版社: 中信出版社 2013年9月

社会学家郑也夫在《吾国教育病理》一书中反思过去几十年的“精英教育”是一场家长、学校和教育部门共同参与的“教育产业共谋”,在此情景下,全社会普遍尊崇高学历,“忽悠”绝大多数学生参与“学历军备竞赛”,使他们误以为所有人都可以成为精英。所以他倡导像德国那样分流,一部分学技术,一部分上大学。中国需要发展职业教育,上高中考大学并非必然之路。

然而,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的认同度很低。它不只是因为学校教育质量低,学校将学生以实习之名送往企业变为廉价劳动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,对其声誉影响巨大。毕业做技工,很难获得所期望的、平等的社会尊严。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,父母那一辈打工相对容易,而这样的经验也让他们容易接受“子承父业”。

职业教育是嵌入到整个社会结构中的。制度上没有更大的流动自由、社会观念上没有更包容的职业认同、资源分配上不缩小城乡教育差距,尽管财政在不断补贴职业教育,农村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往职业学校往往并非情愿,比如只是因为孩子打工太小,需要“混年龄”而在学校待上几年。

自考、信息与虚幻的大学

“自考”,即对自学者进行的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。1992年,《中国成人教育》杂志创刊,还将自考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。

在四川,有一部记录经济改革早期“双轨制”结束后的情景方言剧,叫《三喜临门》(1995),在剧中,父母会因为女儿考上自考生而无比欣喜,女儿是大学生了,他们也只是为筹集学费而焦灼。在刑侦剧《重案六组》第三部(2009),一位中年男子涉嫌杀害自己的妻子,警察为了不影响他女儿在城里参加自考,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延期抓捕。

影视剧反映了当年人们关于“自考”的一般印象,它是一种继续教育,记录着寒门子弟的励志求学故事。然而,属于“自考学历”的光辉时代已经逝去。

按照教育部门的规定,只要报考一门自考专业,通过所要求的科目考试(不同专业,科目数量不同,一般一年可报两次,每次可考两三门)和学位论文答辩,就可以获得当地有权授予该门专业自考学历院校的证书。有的学生也会选择助考机构或高校的继续教育学院。

而如今,只要我们搜索关于自考的招生信息,一些培训或助考机构刻意模糊继续教育与统招的区别、模糊机构与大学的区别,在高考录取期间,他们给那些高考分数不理想的学生打电话招生,让其产生在这里也能度过大学四年的错觉。而自考并不存在大一、大二之说。

如果分不清这些信息,就可能被招生电话或录取通知书吸引,同时缴纳并不低的学费。一旦发现此大学非彼大学,为时已晚。几年下来,也只有少部分人能最终通过考试拿到学历证书。

这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故事。过去,自考生年龄跨度大,因为他们已经工作,只是认为学历不够用而重回课堂。如今,自考生没任何工作经历,他们刚刚从高考场上下来,一张青涩的脸,只因为向往通过学历改变命运,就被一个招生电话或一张没有任何门槛的录取通知书吸引。

考中师、“铁饭碗”与跳出农门

在视频里,我们提到“中师是什么,很多人可能并不熟悉,甚至没听过”,那是因为“中师”带有强烈的年代感和区域感。中师,是自1978年后二十余年各地举办的中等师范学校简称,目的是补充部分市县和乡镇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师资。如果不了解那个年代,如果不了解当年的农村,都可能对“中师”陌生。

我们今天很难想象,曾经考中师在农村是一个极高的荣耀。学校里成绩最好的学生,不是去上高中然后参加高考,接着上大学,而是去考中师。为什么会这样?

如果考上中师就意味着比高考更快、也更确定地改变命运,一个农村孩子可以就此“跳出农门”,获得城镇户籍,拥有一份在当地非常体面的教职工作。在城乡户籍、体制内外的制度安排下,这成为优等生改变家庭方向的“铁饭碗”。

《从“荣耀”到“不甘”》,作者:韩淑萍 ,版本: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4月

2012年,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一本书,叫《从“荣耀”到“不甘”》,副标题为“农村学生选择中师教育的社会学分析”。这是作者韩淑萍出版的博士论文。而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“中师”研究的唯一著作。

作者去和当年的中师生交谈,得到如下一段话。

“十多年之前和现在可大不一样,那阵子‘中专’正如日中天,我们那里的老师都以‘带出多少个中专生’为荣,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中专,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考上中师,几乎每个中学的应届生前几名都上了中师。 当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想上中专,只有考不上中专的学生才读高中、考大学,(当然也有例外,但很少,我同桌就是其中一个,他很有主见,认为读中师不会有什么大‘出息’,定向回农村,几乎就再也没有机会出乡镇了)。”

他们是荣耀的,他们当年考上中师的那一刻,用中国传统的老话说是“光宗耀祖”。

他们也为自己的选择而不甘。城市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轰轰烈烈展开,高校即将扩招,计划安排之下的“包分配”也将退出历史舞台,他们作为当年最可能首先实现城市化的农村孩子,至今留在农村。他们中也有的接受变化,继续念书,直至读完大学、硕士和博士。

如今,第一批中师生已经年过半百。这是一个快要被遗忘的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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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新京报记者 罗东

编辑:西西,余雅琴

视频拍摄:Camel

视频剪辑与海报:桂雪;

校对:翟永军